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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长江交汇处，汉正街扁担们居住的“扁担船”
小时候但凡出太阳，一大早便有人家忙着晾晒被子床单。这时旁边多半会有打趣的：你家某某又下汉口了？吃喝拉撒是基本生命活动，所以这话是与“吃了没”平起平坐的寒暄语。只是大人们把尿床说得如此写意，完全忽略我们这些“某某”的感受，实属拿小伢混点的不良嗜好。对生活在武汉上游的人来说，“下汉口”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词汇。不管是汉江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江汉平原傍水而居的人们，还有更上游的枝江、宜昌等地，都这样说。陆道蹇塞，水网发达，行路难，乘船易。一个“下”字，道尽顺流的便捷、快意，或无可收束。诗仙用“飞流直下”形容水势之不可阻遏，用“下扬州”的孤帆远影衬映弥漫天地的离绪，刘禹锡《西寨山怀古》，首联“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居高临下，朝发夕至，端的是望风披靡。那年月，下汉口是很大的一件事，很多人终其一生，活动范围不超出出生地周围十里，有的人连县城都没去过。我下乡的地方，有婆婆姥姥一生围着灶台转，连距家几里地的新堰场口都没去过。人说农耕社会是超稳态封闭社会，诚如是。下了汉口，意味着见过大世面，有了令人羡慕的经历，更可能“把心玩野了”，有朝一日管他有诗没诗奔向远方。襄河流域的子民多有下汉口的经历，套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那句名言，下汉口的心情大致相仿，下汉口的动机和经历各有不同。我的“下汉口”，从童年时的乡巴佬进城看稀奇，到青年时代在汉求学读书，再到中年后长居汉水之滨的辗转升沉，一生与之纠缠不休。平日里往来三镇，触目之处，皆过往烟尘。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颗红星”。下汉口，见大世面，是打小潜藏心底的愿望，尽管大人们说我们还不能算“男人”，充其量只是儿子伢。我“见大世面”很迟，过了10岁。下乡以前三次下汉口，落脚武昌东湖中学，一个叔叔在那儿当老师。第一次是暑假，跟着在地质学校读书的叔伯哥哥家成哥去的。并不在岳口码头上船，而是坐木划子到下游几里地的对岸，沔阳的徐苑口，再乘船。徐苑只是一个村级地名，没有码头，只有洗衣埠头。这是很奇怪、很丢岳口“面子”的事。是否因当时掌了权的造反组织“钢派”“新派”“兄弟阋墙”，武斗闹得凶，因派别原因，客轮不敢或是故意不停靠岳口，我至今不明究竟。说“下汉口”，而不是下武汉、汉阳或武昌，是很精确的，襄河上的客轮、更上游的川陕货船，都是在汉口靠岸，这是汉正街繁盛的奥秘。经过大几个小时的航行，到汉已是夜晚，目的地是武昌，而公汽、轮渡已经停班。家成哥早有准备，把随身携带的一张凉席在汉口轮船站候客室门口的空地上铺开。周围都是或坐或卧的异地客，我俩席地而卧，等候天亮。沿江大道很晚都有人来车往，满眼的新奇和蚊虫一起飞舞。彻夜明亮的路灯光透过梧桐叶，把横七竖八东倒西歪的人都打扮成斑点狗，大斑。天才蒙蒙亮，我们到王家巷轮渡码头坐船过江，在武昌桥头下的汉阳门码头靠岸，挤上了19路公汽。以汉阳门为起点去往东湖方向的，除了19路，还有14路。14路以东湖公园大门为终点，19路的终点站在岳家嘴。我们在青鱼嘴就提前下了车，加成哥说有一条近路去东湖中学。后来我自己买票乘车时才明白哥的苦心：提前下车，可以节约5分钱的车票钱。
青鱼嘴公汽站旁就是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的“苏式”大门，全面学苏的范例。武重是那年月武汉有数的新建大厂，最高领袖视察过的地方，超英赶美雄心的体现，出了个全国劳模马学礼。连我都知道马学礼，可见当时的宣传多么深入人心。后来武重又出了个风云人物——工人朱鸿霞，WG中武汉最大造反派组织“钢工总”的“一号勤务员”，曾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后锒铛入狱。武重大门近旁相当于如今东亭社区的地段，有一条路通到工厂后面。地势起伏，一片荒凉，有羊肠小路斜插到东湖中学。途中经过一个部队阵地，摆了三四门看不起眼的高射炮。加成哥告诉我，这是保卫长江大桥防备“美蒋飞机”的，这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以外的现场感知军事设施。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是省文联大院所在地，时过境迁偃武修文了。
东湖中学坐落在一块高地上，周围都是田或荒地，右边不远处是东湖梨园的大门，左邻两三百米外是岳家嘴，有建设中的武汉手表厂。学校对面同样荒凉，那栋气势十足的华中电力大厦还要再过30年才出现。而从岳家嘴到10来里外的徐家棚江边，只有一条断断续续非常难走的小路，穿行在大片湖沼之间。叔叔对学校充满了自豪感。夜晚为避暑，我们到教学大楼顶上铺席子过夜。无论居家还是旅途，席子都少不得，所以从古到今人们汲汲于席位之争，或谋一席之地，或欲席卷天下，道理千古不易。教学楼一共四层，灯火通明，学生在上晚自习。叔叔说你看这大楼，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豪华大轮船。放眼望去，除了教学楼，周围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寂黑荒凉。我觉得比喻很形象，道出了东湖中学鹤立鸡群的稀有品质。叔叔有理由自豪，东湖中学是与武汉大学配套的窗口学校，由中南局规划，王任重亲自批准设立。
另一次也是暑假，和一个到岳口来玩的，和我一般大的武汉伢一起乘船去汉，他母亲是积玉桥小学的老师。到汉又是晚上，兜里没钱，我俩经江汉桥、长江大桥，步行过江。那小子在乡下砍了两根大竹子，竹子对大城市的小孩来说是稀奇，但是苦了我，和他前后扛着大几米长的竹子，一路上气喘吁吁。走到龟山引桥那一段，隐约看到有成年男子在后面跟着我们，我俩十分害怕，紧走慢跑，上了大桥，回头已看不到跟踪的人，才放下心来。可能那人看俩小孩背心短裤没油水，两根大竹子他扛着也累。积玉桥小学和我们镇上小学差不多，无非一圈旧房子围着个操场。他家住阁楼，当晚我俩一起开地铺。在岳口是我带他玩，现在是他带我玩，各尽地主之谊。我们逛司门口、蛇山、张之洞题字的武昌洞，他有个妹妹也一起玩。这个妹妹整天歌腔戏舞，高唱“刀枪鬼子们头上砍去”，我说不对，应该是“大刀向……”。她很自信，说应该是改词了，继续“刀枪”砍个不休。这是《红旗》杂志1970年初发表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由此可知我此次去汉是在1970年），标明是“集体重新填词”，像年份酒，随你贴个什么标签。第三次下汉口走陆路，老107国道，经皂市、应城到汉口。坐天门化肥厂的车。那时化肥厂有两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吉普，在全县占尽风光。吉普是厂领导座驾，厂长李枝禄13级高干，说是和县长孙年青级别一样大。尽管蜷缩在敞篷车厢上风如刀割，也是挤掉很多人才搭上的便车，心里欢喜。司机刘师傅老帅哥，带副墨镜，车开得猛。弯弯路、撇撇车，再猛也就时速三四十公里。开到应城附近，眼见一辆货车一头撞上公路桥栏杆，险些没掉下去。刘师傅热心快肠，路过交通站时停车，伸头向里面的人吼了一声：应城大桥出事了！滚滚灰尘，一路颠簸，好像七八个小时才捱到。小孩只要可以走亲戚看热闹“吃场伙”，不怕颠簸不怕吃灰，睡一觉便满血复活，全身心拥抱新鲜世界。
那时武汉没有摩天楼，没有高架桥，没有欢乐谷，也没有黄鹤楼。但是有长江大桥、江汉关、东湖，有司门口和江汉路，还有数不过来的学校。仁者乐山，学者学生也乐山，武大珞珈山，华师桂子山，华工喻家山，华农狮子山，天之骄子，占山为王，溜进去逛半天仍然摸不到边界。每天在王家巷和汉阳门排队过江的人流和自行车流如过江之鲫；从汉口三民路到武昌水果湖的1路电车是三镇最繁忙的线路，人群中挤去挤来的女售票员，一只手拿橡皮筋捆着的票夹和一叠随时整理得纹丝不乱的元角分钱，一只手拿红蓝铅笔作标记，几十人的起止站点了然于胸，休想逃票占便宜；大妈们“雪糕5分”的叫卖声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大武汉的多姿多彩和勃勃生气足令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孩眼花缭乱。
我跟着叔叔外出购物，都是骑自行车，去得最多的是水果湖，这是离东湖最近的热闹场所。水果湖原先只是蛮荒的小丘陵，沟壑纵横，各处水流经此入东湖，于是叫“水口湖”，叫去叫来叫成了水果湖。武汉很多地名都有这样的字音讹变现象，黄鹄楼变成黄鹤楼、阅马厂成阅马场、坛花林成了昙华林、鲫鱼桥变积玉桥、六度桥变六渡桥等。闻一多闻诗人也未能免俗，诗心烂漫，把罗家山或落架山改名珞珈山，派生出珞喻路和珞狮路的路名。每一地名都附丽有美丽的传说，字变了，传说也随之更新，总能自圆其说，皆大欢喜。省府驻地有方圆十里最大的商店、菜场、书店等，洪山礼堂威严霸气，简直就是湖北的人民大会堂，相形之下，天门地标如工人俱乐部、农展馆等在心中的高大形象顿时坍塌。全国山河一片红，计划经济时代的省府驻地，需要用票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别的地方少，叔叔出门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票证，我见过大葱券、豆腐渣券、洗澡票、火柴票、蜂窝煤票，甚至粪票、月经纸票。那年月下汉口，在小孩来说是走亲戚“吃场伙”，大人心里隐藏的一大动机，其实是蹭点吃喝熬日子。去时会带点粮票和土特产，不够自己十天半月消耗。叔叔家三个孩子，工薪家庭日子过得也紧巴。我很懂事地“以工代赈”，自觉主动干家务，烧火做饭、买米买煤。最不堪的是一次买煤，载重自行车后座坨一大筐蜂窝煤，快到家了，在上坡处力气太小失去平衡翻了车，胳膊腿子摔破渗血，一筐蜂窝煤摔得粉碎。我浑身汗水蹲在滚烫的石子路上，将碎煤合着路面的灰土一点一点捧进筐里，至今仍记得当时那沉重到艰于呼吸的心情。
再与武汉发生关联，是下农村以后了。1974年初，100多名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武汉知青集中下放到我们新堰知青大队，该厂专门派了几个带队干部常驻知青队。天门知青和武汉知青中的“笔杆子”组成写作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带队干部老高当我们的顾问。老高曾是长江日报记者，据他讲，某年某日《长江日报》上那篇整版长篇通讯《九嶷山下新愚公》，就出自其手笔，这让我们大为钦服。他说武汉江汉关后面那栋当时全市最高的8层楼“红旗大楼”，就是长江日报社所在地。很长时间里，我都被“红旗大楼”的“红”字误导，以为那栋在江汉路与洞庭街交汇处的红房子是红旗大楼，其实红房子是原中国实业银行大楼（后来成了中信银行地盘），红房子旁边的浅色建筑才是。原是“纺织大王”裕华纱厂老板徐荣廷的产业，永利银行旧址，是武汉在1949年前修建的最后一幢现代派建筑。作为“舆论阵地”，这里在WG某段时间一度成为造反派的大本营，数十个红卫兵组织争相在那设联络站。到了90年代，这里成了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跑企业贷款时去了几次。
左：中信银行红房子；中：原长江日报社社址“红旗大楼”；右：“红旗大楼”改为民生银行行址
1974年是“批林批孔年”，我先是参加小庙区的培训班，学习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后来被县知青办抽调去写材料，从全县抽调的几个人在张港那个简陋的招待所住了段时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我们知青大队的典型材料，好像是为全省还是全国的知青代表大会作准备。回队后，县广播站派了采编人员来，为我和其他两个知青的批判发言做录音（稿子要自己写），录音在天门广播站播放后，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那时正是全公社劳力上水利工地的日子，于是在那几天，工地上一天三次广播里播放的，都是我那一口天门腔的批判发言。其后不久，便收到寄自武汉的一包东西，打开来，里面有几本批判材料，还有一本绿色塑料封皮的精美笔记本，封面印着湖北广播大楼图片，扉页写着“赠某某同志：在…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落款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盖有公章。这让我想起早年下汉口，在武汉商场对面广播大楼门前走过的场景。这个笔记本保存了几年，后来不知所终。待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下汉口，是进修与读书，呆的时间不再是以天记，而是以月以年记了。在水果湖边那家有名的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时，最大的乐趣和进益并非来自所学专业，而是八小时以外的自选动作。那几年，从文化沙漠走出来的人们，涌进书店、涌进影院、涌进舞厅，报复性地追逐着一切精神食粮。
1976年，东湖行吟阁。前左：当时在湖北中医学院读书的知青队友唐本遂，后左：知青队友张小燕，后右：武汉汽发知青队友张汉菊，前右为作者，中间前后均为作者的弟弟我终于有机会频繁进入小时候仰望的洪山礼堂了，不是开会，是看免费电影。科室一位带教老师的老公是洪山礼堂的支部书记，我常从她那儿拿电影票。把那年月引进的外国电影如《拉兹之歌》《卡桑德拉大桥》《冷酷的心》《叶塞尼亚》等看了个遍。洪山礼堂的座位是软包沙发椅，与现在的小影厅相比也不遑多让。记得有次正放映中，银幕边的墙上打出一行幻灯字幕“王群同志：有人找；某某某同志，有人找。”原来省委副书记也混在我们中间看电影。这“某某某”正是鄙人——老家来人了。后戏作一联自娱：
逛书店是又一大乐趣。较大的新华书店在武胜路和江汉路上，是我周末流连的地方。荆州文工团的天门城关伢张少安雄心勃勃，想把茅盾的《子夜》搬上银幕，我在书店看到《武汉大学学报（文史哲版）》上有关于《子夜》的文章，就买下寄给了他。谁想到不久《子夜》电影就问世了，老导演桑弧“蓄谋已久”的自编自导之作，地方上文青哪赶得上趟。李仁堂饰演的吴逊甫，还是《创业》里华政委的身架，气质与上海滩老K完全不搭界。70年代后期，万物复苏，文艺作品纷纷解禁，书店一带成了旧书买卖市场，每到周末，热闹非凡。苦于囊中羞涩，我只买过两本旧书，一本是《世界之窗》合订本，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牛虻》里的亚瑟一副“革命苦行僧”作派，还有一只犀利如芒的笔，再加上英雄传奇故事中必有的标配红颜知己，俨然意大利版的保尔.柯察金。这部小说在西方文学界寂寂无名，但在中国一再重印出版，据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共印刷了14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结是那年代儿子伢们集体中的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突然打通了觉悟的任督二脉，心想活人有各种活法，未必找不到一款与我这一身毛病相匹配的生活样式。尽管有朋友同学觉得人到中年不可轻动，仍奋身一跃，不仅永久性地下了汉口，还下了“海”，去了大学同学（严重感谢！）办的医药公司。因为业务涉及武昌的医院，另一在湖医护校当副校长的大学同学姚秀滨为我牵线搭桥结识医院的人（又严重感谢）。护校旁边就是大医院，这一带就成了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护校和医院所在地历史上大大有名，这里曾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院址。周边的武汉音乐学院、实验小学都曾是书院地盘，护校就是当时的学生宿舍。在实验小学内保留的书院门柱上，还有张之洞所撰门联：冰壶玉衡悬清秋。
“两湖”乃湖南湖北之谓。张为湖广总督，办书院的目的是培养本地精英，学生都来自这两省，最有名的学生是与孙文齐名的湖南人黄兴。
副校长同学介绍我认识的，有两位本是护校老师，不甘现状去了临床。由于彼此都有从事医学教育的经历，臭味相投，就常在一起活动，至今仍时有往还。多年来，目睹两位一无背景二无钱财的小医生，从每天倒班，到后来考研、读博、读博士后、出国深造，如今已是各自领域名满天下的教授、主任医师。现在有时小聚，他们总说我把他们“带坏了”。我说长了酒量练了歌喉叫做变好了，再说你们自带流量，都自学成才好不？那时我们多在医院一带活动。比如紫阳湖宾馆及周围的餐厅。紫阳湖是陆游、黄庭坚泛舟题诗之地，还是张之洞宴客、散心的场所。此前写《沧浪之歌》文，对明代江夏籍名臣贺逢圣选择投紫阳湖殉节，有点迷惑不解，前些时看到一条资料，紫阳湖公园内遗存的紫阳桥为明代古迹，当年通往楚王宫。如此看来，贺逢圣到楚王宫寻楚王，得知其已被张献忠杀掉后，贺直接奔紫阳湖就顺理成章了。90年代后期，除水果湖、洪山广场等处，核心繁华地带仍然局限于老武昌城的范围，如司门口、阅马场、大东门等。除了紫阳湖，彭刘杨路、阅马场一带也经常光顾。长江大桥引桥还没有改为从地下经过，湖北剧场也没有影子，辛亥红楼周围到处是露天烧烤、大排档、水果摊、卡拉OK场子，街边磁带店一个挨一个，从《涛声依旧》到《雾里看花》再到《真的好想你》，互相较劲看谁分贝高。“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年代，每到夜晚，人流如潮、烟雾缭绕，歌声震耳欲聋，漫天欲望，遍地喧哗。相较之下，李太白崔颢等黄鹤楼中品酒赏梅看鹤舞，不过落寞旅人的冷清场面，韩熙载夜宴更只是小朋圈的自嗨而已。可惜我非做生意的料。当初在医院实习时，科室主任就对人讲，说我这性格，今后要吃亏。他说对了，碌碌半生，一副“懒为阅世青白眼”模样，不逗人喜。做了段时间即去职。那段时日留下的痕迹，是心血来潮写了个医药题材的中篇小说，感谢《芳草》抬爱，发了个头条，旋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我是个没长性的人，就此搁笔，到一家民企当起了所谓高管，每天为人作嫁，忙活着不赚银子赚吆喝的买卖。企业总部毗邻武昌南站，设在武珞路某巷子里，从大东门往东一溜巷子，分别叫武珞路1至N巷。这里和车站周围的武泰闸、梅家山、晒湖、千家街一样，都是城中村。私家出租屋里住满了吃车站饭的三教九流各路神仙：苦力、商贩、黄牛党、三只手，皮条客加“失足女”，三天两头出新闻，谁被砍，谁跑路，谁拐了人，谁失了踪，烟火市井，有血有肉，有时不免血肉模糊……我们是“大企业”，老板热爱企业文化，讲究社会形象，时有电视台编导记者甚或省市头面人物光临。企业的文字视频信息频繁见诸报端、亮相银屏、喧嚣街市，吸晴吸粉吸尾气，没吸到什么银子。
南湖是东湖和汤逊湖以外的武汉第三大湖，武昌火车站则背靠庞大的南湖居住区。我和南湖接触的时间跨度贼长， 30年前，曾作为援藏人员从南湖机场乘机，经成都转机去了拉萨。那时的武汉，建筑物很平民化，就一县城的升级版，否则飞机哪敢起降。一直到1990年代，南湖依然乡镇模样，路偏人稀，绿油油的菜地点缀在灰不溜秋的楼房之间。我那时正热衷于学车，屡屡在南湖中央花园一带横冲直撞练手。跨过千禧年，武汉进入发展快车道，南湖成为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全市最大居住区，位于宝安花园小区的原南湖机场指挥中心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人口激增，配套难免跟不上，那年暴雨成灾，南湖好像仰承了全武昌的甘霖，几天功夫妆点出一个东方威尼斯景观，水里没游艇，只有汽车，像总攻前的两栖艇，趴窝不动，无线电有线电一起静默。
雄踞华中，最早开埠，武汉是洋气的；长期码头文化浸淫，至今城中村遍布，武汉又是市俗的。天南地北的学子、打工者、追梦人汇集于此，使得武汉的地域性格杂糅而多元，就像鄂菜。朋友曾庆伟先生老武汉人，知名美食评论家，他总结本地菜肴特点，说四川是“麻辣”，湖南是“香辣”，贵州“酸辣”，江西“干辣”，而武汉，则是“酱辣”。一个“酱”字，道出了本地菜系的复杂特征，各种豆类、大麦小麦、肉鱼水果都可制酱，鱼子酱、番茄酱、老干妈、老干爹……可咸可淡、可酸可辣，可干可稀，多样而包容。这也许正是武汉的地域特色——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积攒起自身文化的丰度和广度。五湖四海的异地客包括络绎于途的天门佬在此各取所需，寻找归宿。天门人从近代几百年间的下南洋，到现代数十年里的“下汉口”，遵循的是富有辩证意味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古训。很多人的祖辈父辈当年从穷乡僻壤挣扎进入乡镇、县城；到我们这一代，很多儿时玩伴、同学、知青队友因招工招生定居武汉成了武汉人；现在，我们的子孙又已经或将要走向更远的他乡——北上广深、大洋彼岸；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穷尽心力，要跻身城市居民的行列，直到今天，汉正街以及已然衰落的沿岸码头，仍有无数的“扁担”们靠卖苦力养家糊口，让子女有早一日走出乡村成为体面的城里人，是他们最大的愿望。这是千万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都市花团锦簇表面的地底，是炼狱之釜，翻腾着吞没低端拼争者的煎熬之汤。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大剧注定情节跌宕、冷峻无情，并无止无休。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迁徙动机和路线图，山东人闯关东、江西人填湖广、南方人下南洋，无非避祸求生；曾经的下农村、赴边疆、下基层是响应伟大号召；捎封信儿或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则迹近梁中书之献生辰纲，是升迁道，非迁徙图。人生就是一场逆旅，生命过程就是迁徙过程，在行走中见世面、“吃场伙”。最终你会发现，这“世面”就是行走的芸芸众生，就是你我他；“见世面”就是“吃场伙”，互相吃、吃与被吃、或“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目标趋同，吃相各异。寒冬已至，汉水之滨，又见西风凋碧树，赪霞飘过，江花胜火。公号近期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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